2020年，是全球大變局之年，我國也因此面臨三道坎：一是繼續經歷著階級轉換下的經濟下行壓力，二是中美貿易摩擦升級，三是突襲而來的新冠疫情衝擊全球經貿格局。
但我國承受住了巨大壓力，防疫抗疫取得明顯成效，内需增長取得佳績，對外貿易逐步恢復，經濟發展有目共睹。
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顯示，我國2020年GDP達1015986億元，比上年增長2.3%，預計將成為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在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2020年第四季度宏觀經濟形勢分析會暨年會的主題活動上，財政部原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金海年以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研究院前副院長、研究員馬曉河等知名學者和經濟學家發表了演講，共同探討經濟供給以及宏觀經濟形勢。
「卡脖子」成為近年來我們十分關注的問題，華為被美國「卡脖子」，正是反應出我國在高端芯片等方面受制於人的現狀還未從實質上得到改變。
對此，清華控股產業研究院執行院長金海年一針見血地指出，「卡脖子」問題的經濟學本質就是源於壟斷，從經濟學定義看，壟斷就是：「需要，且難以挑選或替換」，所以解決「卡脖子」問題的經濟學方法，就是反壟斷。
在金海年看來，壟斷有利有弊，壟斷存在四個方面的好處：一是壟斷有規模效應，有利於提高服務效率，更容易統一產品服務的技術、貿易等行業標準，讓消費者更加便利；二是壟斷者有更多利潤，可以更多考慮長期效益和全局利益，可以更從容進行基礎研發，有利於長期創新，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基礎；三是監管對象較少，可以降低政府監管復雜性，從而降低監管成本；四是本國壟斷可以提升國家的國際競爭力和話語權。
壟斷也有四點壞處：一是對消費者，壟斷可能額外擡高價格、減少供給量，使人們無法最低成本、最大範圍的享受商品服務；二是對其他企業，壟斷者可以低於成本傾銷或惡意並購，以不正當競爭擠垮競爭者，尤其是中小企業，這也同時造成就業機會低於應有水平；三是對政府和社會，壟斷者缺乏創新的動力或將創新成果替代老產品應用於市場的動力，阻礙了創新進步；四是國際壟斷可能損害國家經濟甚至是主權利益和國家安全，產生「卡脖子」問題。
金海年認為，對於企業來講，競爭的最好辦法就是差異化，差異化競爭的成功結果就是實現壟斷，這幾乎是企業發展的必然傾向。創新帶來的新壟斷也淘汰了大量的舊模式的企業，不見得所有的壟斷淘汰，所有的企業破產都是壞事。
金海年總結稱，反壟斷往往不是針對壟斷地位本身，而應針對造成壞處的壟斷行為。反壟斷的目的也不是要把壟斷企業搞垮、搞死，或者簡單的罰巨款，而是給眾多後來的中小企業以競爭成長的機會，給進一步創新、颠覆性創新以嘗試的機會，給更多人群享受創新成果收益的機會。因此，壟斷是否應反的判斷標準就是：一、看壟斷行為是否抑制了創新，是否抑制了創新的普及應用；二、看壟斷行為是否抑制了中小企業正當的參與競爭的機會；三、看壟斷行為是否不合理擡高了消費成本和消費普及。
對於中國如何應對國際壟斷的問題，金海年認為解決「卡脖子」難題的表面是自主研發關鍵技術，本質方法還是進行打破國際壟斷的制度改革。國際壟斷有三個環節：科技壟斷、資源壟斷和規則壟斷。我們要建立反壟斷執行的保障能力，要深度參與、創新、直至主導國際專業聯盟/標準/規則體系等話語權體系，從國内龐大市場的利益吸引力轉型到全球基礎創新源泉的科技壟斷與掌控能力，並建立強制保障手段和國際執行合作聯盟，根據全球科技、經濟、政治格局變化持續改進反壟斷法制體系。
「‘卡脖子’問題是科技問題，也是經濟問題，更是制度問題，需要以「卧薪嘗膽」的心態、以長期發展的耐心和決心加以對待，以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相結合的科學精神進行分析和制定對策。」金海年表示。
華軟資本集團董事長王廣宇在會上表示，「十四五」規劃需要抓住當前經濟工作的一些新特點，一是要堅持問題導向，前瞻性地謀劃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產業振興，科技創新，民生改革，法治化建設這些事關中國長期發展的重要結構性問題；
二是政府的制度設計和決策，要尊重市場經濟的規律，以營商環境的打造作為重點，淡化行政幹預；
三是在當前特殊的國際國内局勢下，要充分發揮社會各界智慧外腦的作用，堅持開門規劃，匯智匯力，抓住高質量發展的主線，抓住產權保護，法治建設和市場化改革這些關鍵點，反對壟斷，解放思想，為打造自主、可控、高效率的國家創新體系多做一些貢獻。
對於疫情之下數字化經濟的發展趨勢，王廣宇認為，信息技術已經從廣泛普及進入到跨界融合的爆發期，數字經濟領域出現了一大批基於數據算法系統和平台的商業解決方案，同時也誕生了一大批基於數據、眾包、人工智能、決策支持驅動的一些新機遇。數字經濟時代的特點就是無限供給和無邊界性，平台戰略、加強學習研究、重視思想開放和思維創造，正在成為席卷全球的一場革命。
財政部原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在會中表示，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有首屈一指的成長性，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和信息化，都還有可觀的發展空間。如果我們在配套改革中比較好地匹配上法治化、民主化，在五位一體總體佈局下推進現代化國家治理的過程中，中國的潛力和紅利將極為巨大。
在回顧這些思想解放歷程後，賈康認為，一系列思想解放引出的認識升華，形成了對現實生活中由思想解放而帶來的可以推動生產力解放的重要精神作用與文明進步的力量。現在是由思想解放推及「思想市場」概念的衝關期，一層面應該緊密結合於「思想解放」，「真理不怕批評」，決策的「兼聽則明」，學術上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等這些聯繫認識思想市場概念的制度和規則建設，必然内在於法治化、民主化和「走向共和」配套改革攻堅克難的歷史進程。
另一層面，社會科學的思想市場必將對接思想、智力成果的「購買服務」，智力產品的市場機制，各級政府、企業市場主體和社會組織有需求，希望得到思想和智力成果的支持，在許多情況下有必要以購買服務的方式對接市場機制。
「中國數字經濟、數字貿易要衝出一條血路要衝破重重圍堵。」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研究員張茉楠表示。
她認為，數字經濟和數字貿易是未來全球發展的一個最具潛力的增長動能，特别後疫情時代，數字化的轉型可能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
我國具有超大規模數字經濟潛力的大市場，但在數字貿易和數字經濟話語權和制度設計方面，我們在全球國際舞台上確實是處於一個落後者的角色。而美國和歐盟處於第一梯隊，以ZCT部分為主的數字交付的出口規模已經接近兩萬億美元，而中國、印度、日本可出口的數字化的部分實際上只有一千多億美元，屬於第二梯隊。所以，中國在數字貿易未來的發展還處於起步階段，未來有巨大的空間。
張茉楠認為，數字貿易不僅僅是一個經濟體量之爭，圍繞著規則博弈，特别是話語權的主導。中國是以促進數字貿易便利化為基礎，而美國是為了推動全球數字貿易規則擴張和它的數字霸權擴張，所以形成了國際舞台上兩套利益價值體系或者博弈的立場。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首先我們缺乏整體的數字戰略和數字治理立場，在監管制度、法律法規以及對外談判的立場方面，中國現在還是處於一個相對空白和制度供給空白的發展階段。而另一方面，在國際上國内的治理和國際規則形成嚴重的背離，對國際規則的形成也是一種重大的制約。所以，中國參與國際貿易談判第一是要部分融入，第二是要設立自由貿易區和相關自由貿易港這種制度創新的高地。
對未來五年財政收支形勢的判斷，中國財政學會副秘書長馮俏彬認為，需要研究一些新的財政增收的方式，比如數字經濟、清理稅收優惠等。
馮俏彬表示，全球經濟疫後將出現「三低一高」，即低利率、低通脹，低增長和高負債，這個特徵基本不變。從經濟結構看，我國在十四五期間服務業佔比將持續上升，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基礎性力量，以内需為基點的戰略成為共識。
他認為，一些積極的因素未見得在「十四五」短短的五年期間在財政稅收制度方面能得到充分的體現，居民收入增加、消費增加和服務業上升不一定能增加國家財政收入，這需要經過比較緩慢的制度轉換。但財政支出速度永遠是GDP的增長速度，2020年1-11月雖然GDP已經全年回正到2.3%，但財政收入實際是負增長5.3%，財政支出收支之間的缺口反而在擴大。
為此，中國財政學會對「十四五」期間財政收支形勢進行了幾點預測：
第一，稅制不變的前提下，收入速度可能一直低於GDP增速。
第二，如果支出結構不變，或者保持目前的增長勢頭，支出速度會始終高於GDP的增長速度。
第三，債務可能繼續增加。
第四，財政的可持續性和財政安全面臨壓力。
馮俏彬認為，「十四五」期間財政治理基本的框架，一要樹立新發展格局下財政發展的新理念，包括安全財政、功能財政、績效財政和整體財政；二要加快研究一些新的財政增收的方式，比如增加數字經濟方面的稅收、清理稅收優惠以及調整收入結構、收入方式和收入來源；三是加快推進、落實現代財政管理方式；四是赤字管理；五是升級地方債務管理。同時還要推進一些深層的制度建設，核心的問題是稅制轉型問題。
在社會主義新時代發展的重要階段，中低收入人群是我國重要的關注對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研究院前副院長、研究員馬曉河在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2020年第四季度宏觀經濟形勢分析會暨年會上表示，2020年我國有832個貧困縣的帽子全部摘除，現有絕對貧困問題按照現有標準下全部消除。
但根據馬曉河的計算結果，到2019年，中國城鎮居民按世行規定在10美元以下的人口是1.69億人。農村到2019年有4.4億人還屬於世行規定的中低收入人群，其中有2.2億人屬於每天每人收入低於4美元的。所以馬曉河得出的結論是：第一，農村有80%的人口屬於世行規定的低收入人群，城市有20%的人口屬於世行範疇的中低收入人群。第二，目前農村有2.2億人每人每天收入低於4美元。第三，全國目前按照世行標準低於10美元以下的中低收入人群共有6.1億人。
對於為什麽中國人均GDP超過一萬美元，已經跨躍到中高收入階段中段的右側，十分臨近高收入國家門檻值，中國還有如此之多的中低收入人群，馬曉河認為有幾點原因：
1、2010年，中國跨進中高等收入國家行列以後，城鄉居民收入增長速度越來越低，導致城鄉居民中中低收入人群「入圍」中等收入群體的進程大大放慢，特别是農村中低收入人口，入圍的速度大大放緩。
2、在中等收入人群中，農村佔72%，農村中低收入人群分兩部分，一部分是在農村經營農業，另一部分人口進城打工。在農業領域里，當前一個突出的問題是農業收益率下降，成本上升，不利於農村中的中低收入人群增加收入，改變身份。
3、產業結構變動對中低收入者就業也帶來了衝擊。從2014年到2018年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用工人數變化可以看出，在過去五年時間，全國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用工人數淨減少2048萬人口，其中減少最快是外資港澳企業，減少了724萬，其次國有控股企業，減少420多萬，最後是私有企業減少近260萬。
之所以形成這種情況，馬曉河認為有四大因素。第一，在現有條件下，有一批制造業在向東南亞轉移。第二，中美貿易戰導致國際需求下降。第三，工業資本深化，特别是智能化改造，導致工業企業的就業需求量下降，資本密集度提高，都會導致工業領域外來打工人口的就業進一步減少，沒有就業就沒有收入，沒有收入很難改變中低收入者的身份。第四，城鎮化進程放慢收窄了中低收入人群改變身份的空間。第五，中低收入人群改變身份的基礎性制度性安排改革不到位，比如收入分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還有財產性收入制度等改革都明顯滞後。
為此，馬曉河提幾點建議：首先建議從「十四五」時期開始實行兩個十年倍增計劃。即第一個是中低收入人群十年收入倍增計劃，人均可支配收入十年翻一倍；第二個是中等收入人群十年翻一倍，兩個十年倍增計劃可以對我國擴大中等收入人群，建立橄榄型社會形成強力支持；
第三，建議對中低收入人群實施就業專項工程，實行就業技能培訓扶助政策；
第四，堅決貫徹落實國務院的「兩個全面」政策。「兩個全面」政策是2019年國務院頒發的文件，文件規定300萬建成區人口及以下的城市要全面取消農業轉移人口的落戶條件，300萬到500萬建成區的大城市要全面放寬農業轉移人口的落戶條件。500萬以上的要改善農業轉移人口的落戶條件。另外，還要建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成本分攤機制；
第五，加快體制機制改革，完善基礎性制度安排。包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完善都要加快步伐，還有土地制度改革要向市場化方向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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